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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崇拜现象与小农国家传统及中国当时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都有密切关系。最快更新中国具备小农传统这不用再去论述，重点谈谈中国当时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个什么货色？它来自苏俄。苏俄本身也脱胎于小农国家，是欧洲几大强国中最落后的一个，十月革命前20年刚开始工业化。

同是社会主义思潮，传到英法德，分别催生了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这些至今在各国政治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的政党，布莱尔、密特朗、施罗德等我们很熟悉的当代西方政治家正是脱胎于这些社会主义政党；而传到俄国，却发生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结果就是多数派压倒了少数派。之所以产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野，正是因俄国社会土壤中小农意识浓厚，缺乏民主传统，习惯盲听盲从，且民族性格偏好走极端，野蛮残忍。很显然，主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布尔什维克更对俄国小农的胃口。

这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梅毒、斯屠夫所缔造的“野蛮、残忍、极端、封建”的假社会主义，它与一般西欧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所以苏联与西方社会主义者从此反目成仇，西方社会主义者被苏联视为“修正主义”，反而成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样的活报剧发生不止一次，在日后中苏决裂时还将继续上演。

列梅毒本人算是个知识分子，也长期流亡西方，他多少受点西方民主制度的熏陶。所以尽管他对所谓“阶级敌人”是凶狠残酷的，但至少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他多少还是讲点民主的。但列梅毒在夺取权力不久就因病症陷入半呆傻状态，很快就死亡了，他并未经受长期垄断独裁权力的考验。而他的继任者，受教育程度很低、长期在国内打劫银行为党提供经费的斯大林等只能用心理变态来形容，他对谁都凶狠无情，“从正面看像列宁，侧面看像伊凡雷帝”。

当列梅毒等人缔造这个制度时，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他们梦想的“世界革命”根本没有到来，只好转而吹嘘“一国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设想的“公有制”完全无法施行，只好以“国家资本主义”取而代之。而在苏联“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实际处置生产资料的只能是官僚。这就决定了，苏联制度的本质是“封建官僚资本主义”，谁的权力最高，谁对生产资料的发言权就最大。在这个制度实行的初期，它可以靠高压统治、无情剥夺、恐怖气氛维持相当的效率。但运行几十年后，当独裁者死去，他的继任者本人在恐怖中生活几十年后，内心怀着对这种制度的无比憎恨接手这个制度。这时他已成为这个制度的最高领导者，他必然陷入分裂——现实要求他维护这个制度，也就维护本人的权力；理想要求他改革，要破坏这个连他自己都无比憎恨的罪恶制度。这就让赫鲁晓夫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官僚——同样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要求结束恐怖，让社会制度正常起来；一方面他们要求保留既得利益。所以，苏联也好，中国也罢，它们的“改革”一开始几乎都是全民支持的，到后期则分化为激烈的利益对抗，致使改革失败。因政治家本人实力与政治手段不同，这种失败导致政治家本人的出路也不同——赫鲁晓夫被废黜，官僚集团静止在赫鲁晓夫改革初期的局面——既解除高压恐怖，又维护既得利益——并且长期静止，形成了所谓“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戈尔巴乔夫作为赫鲁晓夫思想的继承人，打破了这种停滞，重创了官僚集团，促使官僚集团分化为“民主派”与“保守派”。保守派要求维持原状不变，民主派则感觉原状已无法维持，必须弃船逃生。他们的激烈对抗导致苏联的解体，但最终获胜的仍是改头换面的官僚集团。据统计，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在联邦主体——州、自治共和国——层面，脱身于苏共高级官僚的州长及共和国总统，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其他加盟共和国，除去波罗的海三国，也大都是原苏共高官获得政权。也就是说，即使国家毁灭了，苏共官僚的主体却被保留下来。

改革失败，也是一切苏式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者的必然宿命——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无论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是邓小平，他们面临的问题很相似；虽然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邓维持了权力，但邓维持权力的前提是，他自己扼杀了改革，进入“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从这个层面上讲，80年代那种以“思想解放”为先驱的改革，已经失败了。正因为它的失败，造成了统治集团抱残守缺、掩耳盗铃，官僚权力及其占有的社会资源恶性膨胀，民众不公平感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当然，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停滞时代”都是社会秩序基本正常，经济不断发展的，直到渐渐丧失其发展潜力。苏联解体后，勃列日涅夫时代被评为“最安定富足”的时代而被多数俄罗斯人怀念。假如中国未来也陷入苏联解体后的动荡与贫困，中国的停滞时代也将被人怀念。

停滞时代本身是反动的，它的“安宁富足”是对过去部分改革的继承，它本身不能有效解决这个怪胎体制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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