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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面临的难题，也是我面临的难题。最快更新生活中，工作中，经商中，总会出现各种难题要我去解，很多时候我也厌恶做这些解题，也总想着逃避它们。可它们不会因我逃避而自行解决，反而越积越多，往往令我付出更重的代价。

所以，我目前的状态是，强迫自己面对那些不想面对的问题，厌恶它，却得正视它，并着手解决。当然有些时候还是免不了要逃避，总想往后拖。而我也能意识到这是不对的，艰难地与自己的惰性作斗争。

我记得初三时老爷子解释什么叫勤奋时说过：“勤奋，就是能战胜自己，克制自己。”此后我一直牢记这句话，成人后不爱与人为敌，因为我一直认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需要“战胜”和“克制”的也是自己，而不是他人。

这种价值取舍有利有弊。益处是我善于与人合作，作为合作者我总是宽松的、大度的、肯吃亏的。多数人喜欢和这样的人合作。但这也有弊端，它导致我出现了另一个误区：一直专注于自我克制，却对周围的人要求过松，让人感觉我似乎对人没有要求。人都有贪欲，当我习惯吃亏而不对旁人做太多要求时，得到的往往不是感激，而是刺激对方的贪欲得寸进尺，最终令我忍无可忍，翻脸走人。过去很多教训证明了这一点，一直到目前某些事情仍是如此。其实我是有要求的，我习惯于人的自律；若我发现一个人不具备自律能力，我选择不与之合作；所以一旦旁人令我感到“不能忍受”时，事情就已不再具有挽回余地，威逼利诱、乞求辩解，统统无用。当然我的“翻脸”也并不严重，我仍寄希望于大家识趣，只要对方不报复，我也不报复，甚至仍谋求在其他非原则问题上某种限度合作的可能性；至于吃掉的亏，亏就亏了，算是学费。再去愤愤不平于事无补，再去追债，让对方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则会冒着结下深仇大恨却无所收获的危险，得不偿失。

但很遗憾，战胜自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完全战胜自己是不可能的，犹如坐在椅子上把自己和椅子一起抱起来那么难。但通过努力，人可以部分战胜自己，至少在一些紧要方向上能战胜自己；这就是解题能力的提高。我们通过解题训练，并不能令自己解答世上的一切难题，但能够解决大多数难题。解题段位越高，生活就越顺利，自己的收获就越多，成就就越大。通过这些年的解题训练，目前我在生活上，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传统家庭矛盾难题可以困扰到我；而在事业上，我则还是小学生，面对一道道难题去求解。过去一年，我已解决过不少难题，但也付出了不少学费。我希望我能坚持下去，直到有朝一日，在事业上的难题我也能做到“基本没有困扰”。

而一些无关紧要的方向，适当放松一下也好，否则一个处处自我控制的人，或许会很出色，但活得也太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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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毛派的主张

1、“变官有经济为公有经济”，现在的“官有经济”怎么来的？就是原来“共公有经济”蜕变而来。事实上这个世上从未存在过所谓“公有经济”，至少原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都没存在过。虽然他们打的是“公有”旗号，可无一例外都是“官有”。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必须由人管理，“产权”必须由人拥有。私有制下产权人非常明晰，张三李四王麻子，该谁就是谁的；产权的变动对他们有切身利益，所以他们必须关注。可所谓“公有制下”，张三李四王麻子都没处置权，“公有”与他们相隔万里，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他们完全可以为了一己“私有”去挖社会主义墙角，比如70、80年代公有制企业尚未全面垮台时就普遍存在的工人小偷小摸行为，工人盗窃的可能只是一卷铜线，一个电机，但因此却很可能引发整台设备的彻底报废。还比如有些企业，工人为偷懒，设法搞坏机床，设备送去修理期间就可以不干活。因公有制企业产权人虚置，造成无法监督管理人的情况，企业也就必然变成“官有”。所谓文革式“群众监督”完全扯他么蛋，工人本身就大量存在监守自盗行为，还谈什么监督？

即便通过所谓“造反夺权”方式罢免企业管理者，那么会换上一群什么人？他们很快又会变成“官”。那么，随时撤换这群“官”又如何？请问这样的话企业管理者还有什么权威，还能执行什么规章制度？生产还怎样进行？那么不要官了，完全由工人说了算好了。那更糟，一群乌合之众，天天七嘴八舌，每日忙于彼此争斗，势必造成管理松懈，效益低下，产品低劣。

公有制之所以无一例外地失败，原因在于这个制度根本就无视现阶段的人性。违背人性的自私，取消了明确、真实的产权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虚拟的、范围可随意变化的“人民”，势必造成监督者虚化和分化，最终令所谓“公有”沦为实际管理者所有，也就变成“官有”。

现存所谓“公有制”唯一的活化石就是朝鲜，朝鲜经济情况就是所谓“公有制”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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